纳博科夫的园地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9年：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

4月10日，《读书》创刊，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创刊号发表李洪林文章“读书无禁区”；

1979～1986年，《读书》主编陈原；1986～1996年，主编沈昌文；1996年至今，主编汪晖；1979～1986年，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1986～1993年，沈昌文；1993～2002年，董秀玉。

●1980年：

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

●1981年：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

王若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人民出版社。

●1982年：

陈原主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第一辑五十种出版，商务印书馆。

●1983年：

王若水、王元化等起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及王若水的《关于人的异化》等文章引发“人道主义与异化”大讨论。

●1984年：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清理精神污染”开始甘阳任主编，苏国勋、刘小枫副主编，与王炜、王炎、赵越胜、周国平、陈嘉映、陈平原、徐友渔、梁治平、陈来等成立“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

金观涛，包遵信主编，“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主要有《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引介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三论”；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

10月，中国文化书院创办，汤一介任院长，书院导师先后有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启功、金克木、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李学勤、刘梦溪、韦政通、刘述先、傅伟勋、杜维明、饶宗颐等。翌年开办“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相继恢复；

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

●1985年：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

甘阳译，卡西尔的《人论》，作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第一本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

甘阳，“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五题”，《瞭望》（海外版）；

甘阳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北京三联书店，甘阳作“‘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总序”，丛书系列包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奠定此后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西学基础格局；

刘小枫，《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山东文艺出版社；

周国平译，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

林克明译，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作家出版社；

倪梁康译，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

杰姆逊，北大演讲，引介后现代思潮；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年：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甘阳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三联书店出版，甘阳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作发刊词“说传统”，另撰文“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

甘阳，“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载于《读书》；

刘小枫主编，《接受美学译文集》，三联书店；

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

陈宣良译，《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

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

黄勇等译，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

陈维政主编，“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贵州人民出版社；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载于《读书》；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东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

苏晓康，王鲁湘，《河殇》，全盘西化的大讨论；

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华夏出版社；

梁漱溟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

●1989年：

六"四事件爆发；

甘阳，“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缺失面”，载于《读书》；

甘阳，“自由的敌人：真善美统一说” ，载于《读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出齐；

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大陆讲学、答疑和讨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王冠华、刘为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新权威主义”论争升温，代表人物主要有吴稼祥，萧公秦等；

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代表作品为行为艺术《枪击电话亭》《大生意》《现场孵蛋》等；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刘小枫主编，“中国文化的特质”，三联书店；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二十世纪神学引论》，香港三联书店；

汪晖，《反抗绝望》，台湾出版，次年大陆出版；

陈方正等主编，《二十一世纪》杂志创刊；

何新，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冯友兰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

●1991年：

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平主编，“外国法律文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王守常，汪晖，陈平原主编，《学人》创刊；

11位著名学者召开关于重建中国学术史的座谈会，标志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

陈来，《宋明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

邓小平南巡；

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

“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邓正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

孙津，“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载于《读书》。

●1993年：

王蒙，“躲避崇高”，为王朔辩护，引发人文精神大讨论；

刘小枫主编，“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北京三联书店；

武文生主编，《战略与管理》创刊；

吴士余主编，《书城》创刊；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陈平原主编，“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甘阳主编，“社会与思想丛书”，香港牛津大学版，分西学翻译、中国研究和积累中国的社会思想、人文思想研究，其中有中文学者专著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张旭东：《幻想的秩序：批评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话语》、邹谠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等；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次年于大陆上海三联出版；

刘小枫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该书增订版为《现代性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发表于《二十一世纪》；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

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创刊；

陈明主编，《原道》辑刊；

陈少锋主编，《原学》辑刊；

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

《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

倪梁康译，《逻辑研究》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陈明，《中古士族现象研究——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初探》，台湾文津出版社。大陆简体字版《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1995年：

刘小枫主编，“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上海三联版；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

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国学丛书”，华东师大版；

梁治平，贺卫方主编，“宪政译丛”，三联书店；

刘军宁、王焱、贺卫方编辑，《公共论丛》创刊；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上海三联；

聂乐和主编，《书屋》创刊；

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一期。

●1996年：

甘阳，“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载于《二十一世纪》；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载《读书》；

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许医农组稿，“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北京三联；

薛德震主编，“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北京东方版；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版；

何得梦主编，“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中国社科版；

《天涯》杂志改版，主编李少君；

汪丁丁，《在哲学和经济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年：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自由派与新左派争论开始热化；

甘阳、崔之元编，《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甘阳主编，“学术前沿”，“社会与思想丛书”，三联书店；

刘小枫文集《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王逢振等主编，“知识分子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邓正来译，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

倪为国策划，刘小枫顾问，“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家文库”，上海三联版；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出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陈平原主编，“文学史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刘小枫，“施米特与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困境”，载于《二十一世纪》第6期；

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

朱维铮主编并作序，“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北京三联版；

“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华书局；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刘军宁编，《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出版社；

李慎之，《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韧与复兴》，载于《共和"民主"宪政》；

何清连，《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载于《读书》；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于《读书》；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小枫主编，《舍勒选集》，上海三联书店；

李泽厚，《己卯五说》，三联书店；

刘东主编，“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出版社；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花城出版社；

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载于《读书》；

法国哲学家利科访问中国北京。

●2000年：

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载于《道风》第13期；

刘小枫，“六译圣人赞”，载于《读书》第11期；

朱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出版社；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布莱克维尔出版公；

李慎之，“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张五常，《佃农理论》，商务出版社；

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设立“长江《读书》奖”，获奖著作包括《费孝通文集》，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汪晖《汪晖自选集》，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等，引发评选程序的争议；

瞿林东、甄树声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2001年：

9．11事件爆发；

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三联书店；

刘小枫主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

；刘小枫，“刺猬的温顺：伯林和施特劳斯”，载于《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汪晖，“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三联书店；

蒋庆，贵州龙场建阳明精舍，任山长；

李猛，“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载于《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论抽象社会”，载《中国社会学》第一期；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相继访问中国北京；

李学勤主编，《中国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年：

刘小枫主编，“经典与解释”丛刊，华夏出版社；

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

康晓光，“未来三－五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再论‘行政吸纳政治’”；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刘小枫“施特劳斯的路标”，载于《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

刘小枫，“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载于《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朱苏力为其作序；

邹谠，《中国革命再解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2003年：

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载于《读书》；

甘阳，《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文版长篇序言“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三联书店

甘阳，“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改革的初步比较 ”，“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 ”，针对北大教育改革及其《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

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载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三联书店；

蒋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

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中国特殊论”；

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出齐，河北教育出版社；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甘阳，“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载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崔之元，“自由主义社会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

蒋庆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成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五” 规划课题：“关于诵读中华文化经典与素质教育实验研究”实验用书，掀起“读经”热潮

蒋庆，盛洪著，《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上海三联出版社；

康晓光，“仁政”；

强世功，“乌克兰转型中的宪政权威”，载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

美国哲学家罗蒂访问中国北京；

张岱年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

●2005年：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

费孝通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

5月21日的《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互联网时代的杂志”的专题。其中有一篇苗炜的《徐静蕾的<开啦>：一本杂志的诞生》。《开啦》现在已经出到第2期，我从电骡拉下来，第一期是重头是“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第二期主要说的是女权主义，作者中有张颐武、陶东风等，让我惊讶的是居然有梁文道，可想而知，老徐是多么厉害的一个人物，据说她的博客是世界上点击量最大的博客。

读书时候从同学处借来了《将爱情进行到底》，利用非上课的时间，没日没夜地看，从那时起知道有徐静蕾这样的一个人物，后来她拍戏、导演、写博客、出书、建网站，现在又弄杂志，平时喜欢读《万象》杂志，十足一个才女形象。所谓一个出名的女人背后有一大堆优秀的流氓这句话可以从徐静蕾身上得到印证。从一些迹象可以看出徐静蕾跟王朔和韩寒这两个不同年龄层次的流氓代表都有着不错的交情，包括现在她弄到了曾经“动物凶猛”的梁文道为她写稿。

“开啦”是个以为深长的名字，跟她的“鲜花村”网站有关？据说另外两个厉害的女人也有两本电子杂志，分别是杨澜的《澜》和鲁豫的《豫约》，似乎都只得一看。

这些女人干得都比很多男人好。

过去的周末，一群人在GZ L Sir的组织下到DG H Sir那去体验生活。

两个星期以前，L Sir发来短信说，要组织大家去DG，后面加了一句：毕竟H Sir要结婚了。我至今没有想明白这句话里副词“毕竟”背后所要表达的意思。最后的情况是，被组织者最终都先后按计划出发，而组织者L Sir却因需要加班而没法及时赶到。

DG的夜晚除了唱歌喝酒还能做什么呢？仿佛又回到了读书的时候。一起唱歌的有老W的研究生同学，有着彪悍的体魄、闪亮的人格和浩荡的酒风。坐定不久，他就对大家说，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师弟，他请大家每人干他一杯。之后，在不知道酒过多少巡之后，他起身唱歌了，一曲《花房姑娘》唱得荡气回肠、高亢激扬。随着节奏，浑身颤抖，就像某些人在某些特殊时刻一样。引得维纳斯冠军疙瘩按捺不住，拿起话筒唱起和声。接近十一点的时候，H Sir传来消息，L Sir趁着加班空隙拟从GZ赶赴DG与大部队集合，十二点的时候他终于到来，这时江红同志已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轰然倒下，几近不省人事，以至于一点后回酒店开房的时候把“双人床”听成“双人房”，害得我就这样和他同床异梦到天明。

纪德说：这个“嚼着玫瑰花瓣的夜晚”！我想起了读书时候整个宿舍的人上九楼天台去喝酒，半途已经晕晕糊糊，某些同志站在水管上，掂高身体的某个部位，以满足从上往下撒尿的要求，回去时所有人都酩酊大醉，第一个上床的人没有认好自己的床铺，第二天八个人没有一个人睡在他自己本来应该睡的位置上。

这种日子很难有。这让我想起了梁文道。很久没有看“锵锵三人行了”，一则以时间不够，一则以兴趣不高。总是找不到窦文涛、许子东、梁文道三条友一起吹水的感觉。事实上，相对于许，一开始我对梁并没有特别的或好或坏的印象。直到后来，看到一个叫邓小桦的整理的《动物凶猛——梁文道令人发指的青春》这篇关于梁文道的故事和梁自己的《放纵也是一种博雅教育——起码在我身上》的文章。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引布厄迪的话说，在大学里不大计较成绩，喜好艺术文化等校外活动，以研究没有实用价值的学问为乐的，往往是中产阶级小康之家的成员。的确，这种活本来就该由L Sir和小言这样的人来干，干什么非要到衙门里当差或者跑到英国去呢？
 

动物凶猛——梁文道令人发指的青春

整理：邓小桦

94崇基哲学系毕业的梁文道，素以奇行怪事闻名中大。即便如此，在牛棚书院里他开始叙说的那一刻，还是没有任何迹象暗示他大学的青春，如何令人发指。

我是90年入大学的，在学时并非积极的社会运动份子。那时我们比较接近港大所谓的逍遥派——但我们的逍遥并不是去舞会那种。我们是一班念哲学的人，自觉很与别不同。一方面看不起别系，给他们改花名（例如GPA＝猪标A）；又不满自己系内一些认真念书的乖同学，觉得他们可笑，有些教授明明不好还这样读法，不是做学问。一方面又觉得做学问很神圣，但做学问不是考试考得好、功课做得好这么简单的。我们倚赖的是与师姐师兄师弟师妹一起搞的读书会，像新马克思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或者笛卡儿之类，觉得「咁样先系波」。我们又不喜欢搞学生会的人，常常嘲笑和玩弄他们（见后文）。（问：为什么不喜欢学生会的人？）因为觉得他们很无谓：我不否认学生会要关心社会，但问题是学生会和整体大学生的距离很远，作为代表大学的学生组织，却从未认真搞好过认受性的问题。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觉得好像在大学里，做什么都不是。于是就几个焗埋一齐玩。

学问，神圣得像《龙虎豹》

上Being and Time时，我们觉得那些书很神圣很宝贵，要包好。有些同学很严肃地用包书胶包，我和一些朋友则用《龙虎豹》的内页包《存在与时间》，持之上课，以示嘲弄。

那时我们上课很求其，因为觉得那些课无聊，就玩花样，包括躲到课室最后一排去玩火机。后来发现这样太无聊了，还上什么课呢，不如不上。后来发展到，连其实挺好的课都不想去上了，唔知点解。但其实又很想上，于是一班人约好一起上。但班友又衰格，成日放飞机。最后演变成几乎完全不上课。后来有人说你不应该常常不上课，我说不是不想上，是不记得。他说写下不就可以了，我就把每天的时间表写在白T恤上，「T 3-4 Lady Shaw」这样，不记得就查看件衫，大家看见又会提醒我，每日换一件T恤，真是很方便。

我试过去考试，如果觉得试题出得不好，就在答题卷上质疑试题，把试题修改，再回答，答又是答我自己的答案。当然不合格。大二曾差点因为成绩太差而被踢出去。当时我最讨厌一科崇基的「大学修学指导」，教人怎样读大学，每个一年级生都要上。郭少棠等就会教你什么是大学理念、怎样写论文等等。我很讨厌这科，重修了三年。第三年是张灿辉教，他对我说：「唔该你啦，你今年再唔合格就毕唔到业o架喇，唔可以咁o架，你都第三年了，呢个系一年级既course，suppose你读完呢个course先知点样读大学o架。」

当时我常泡图书馆，用荧光笔间图书馆的书。我一年级时还很天真，说这样不太好吧，但有个助教却说，这样才好，给别人指示重点。我想想也有道理。有段时间很多人偷书，我们觉得偷书很无良，我们就送书给图书馆。送的是《龙虎豹》，自己出钱钉装，硬皮，烫金，译成英文「Dragon Tiger Leopard」，放在哲学书堆里。还帮它做了图书咭，让它可以被查到。

当时我们很讨厌学校的大学书店，将它卖的一些渣书，放到没人找得到的角落；也藏一些好的，一年级时藏的书到三年级还能找到并买回。那时没有barcode，英文书的价钱都是用铅笔写在书后面，我们就用擦胶——当然是店里的擦胶——改个便宜的价钱，才去买，好多书都是这样买回来的。

春风化雨念师恩

当时校长、院长都对我们很好，尤其崇基院长沈宣仁。我记得崇基校庆时我们玩一些无聊幼稚的游戏，例如在水枪里放入一些会褪色的游墨水，见到沈宣仁便大叫：「喂院长，睇野呀！小心呀！」就射佢。他穿白衬衣。

崇基同学与院方之权力关系似乎常有拉锯。99年3月崇基毕业拍照日，校方与各系会约法三章，不可放炮仗，否则会扣起搞手们的学生证。但有工程系搞手就铤而走险，在近两百人面前大放七呎长炮仗，然后四散。事后，据闻校方扣起所有搞手的学生证，希望寻出凶手，但亦不果。

我们夜晚也会潜入教授的房间，看有什么好东西。（问：有没有拿走？）我们不作兴拿东西，我们喜欢放东西，送东西。譬如喝了一半的牛奶瓶。

冯景禧的电梯口都有一排排的水牌，标明教授的姓名和办公室房号。我们讨厌某些教授，会把他的水牌弄断，又或者干脆抽出来让它消失；等到换上了新水牌，再把旧水牌插回去，那样上面就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水牌。总之要让大家知道呢条友有D古怪。

新亚人文馆九九年装修，新的水牌将「人文馆」写为「人民馆」，比梁文道所为更具颠覆性。钱唐牟诸位新儒家学者，因反对大陆赤化而徙居香港，致有新亚书院之创立。想其之于泉下，对「人文」变为「人民」，亦难免不能释然。

那时赤坭坪很多人养狗，有些狗会在冯景禧楼下等自己的主人——我是那时认识卢思骋、施鹏翔他们，我们常拐带他们的狗上四楼。狗常和中文系、哲学系的老师一起坐电梯，他们一脸惊疑。我们给牠水喝，带牠逐层散步。牠自己跑到楼梯间拉屎，我们也不知道，看见时说：「呀，拉屎呀？由它吧。」

上郭少棠的课时，我们像中学一样，最坏的学生都坐到最后一排，看见头几行有个英文系的女孩挺漂亮，便用纸仔扔她，大叫「喂靓女！阵间睇戏o岩唔o岩呀？」然后郭少棠就会站在我们后面，说：「好o勒下！呢几位哲学系既同学唔该你地出去o勒下！唔好入黎喇。」

有些教授是传媒明星，常接受传媒访问。我们又很不喜欢，于是扮传媒去访问他。有次玩电话访问打到一名教授家，指南丫岛发现了一条村，姓蓝的，还处于明朝的世界，不知有现代社会，女人还在扎脚，问他有什么意见。那是凌晨三点多。该教授怒道：「没什么意见！」就挂了线。我们把过程录了音，第二天在他课上播。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当时我们的生活习惯大概如此：以宿舍为核心，没宿舍的人就屈蛇。我住过神学楼和文林，其实两座宿舍都是以清静闻名的，[3]宿生都乖乖读书，但我入住之后环境就很大变化了。我住文林的时候，当时和舍监（已故的心理学系梁展鹏教授）很唔妥，就搞很多花样，例如在门口贴裸女海报，适逢开放日家长要来参观。舍监来叫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不肯，于是他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海报撕掉，我们当然再贴。他敲门叫我把它撕掉，我说你不喜欢它什么呢，他说有伤风化，我就说咩系风化先。他辩不过我们，说「总之我唔锺意佢露三点」，结果我和同学拿枝箱头笔，在裸女身上画上胸围底裤（问：空心还是实心的？答：实心。），「咁样得唔得呀？」

有关宿舍的宁静与否，大家可以遥想98年某夜：一班应林堂男生就抬了扩音器及咪到宿舍天台，狂嗌粗口十多分钟，直至有人投诉才逃走。每年崇基的傅元国杯完结后，某崇基宿舍的舍监都会很豪爽地邀请宿生食宵夜，筵开五围——即使每台吃几百元，也是千多元找数。但有一年，一班波友出现，大叫鲍鱼仔、赖尿虾、炒牛柳之类贵价食物，单是一台人便吃了千多元。舍监找数时面都黑晒，一声不响。翌年这位舍监再请食宵夜时，就改为资助每台二百元，余数由食者自付。据说，这位舍监平日也不太得人心，有一次他房门的匙孔被人填满万能胶，被迫要破门才可入屋。舍监与宿生间之关系可谓耐人寻味。

保安组也认得我们，因为我们常常破坏公物。有一次庆祝我生日，烧野食，就去当时建造中的海洋生物中心地盘，托了一部铲泥车回来，到神学楼天台烧烤。有时走到海边，剪开人家的铁丝网，破坏人家的艇，又试过弄断一棵树。那时保安组常常抓我们，查我们的学生证，后来熟了，远远的就招呼：「喂哲学系的！」据说当时的系主任刘述先也觉得很尴尬，怎么会有这样的学生。那时我们的助教也是这样，都抽烟，冯景禧四楼整层一股烟味。石元康先生最疼我们了，我们常到他房去煲烟吹水。[5]那时日间就叼着口烟，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晚上就在走廊踢球，打破玻璃。还射飞标。放置一个装满啤酒的雪柜队啤。

现在石元康先生还会打开门抽烟。那时我们一班人都抽烟，会在大学所有不准抽烟的地方抽烟，例如canteen。（问：怎么可以不赶你们出去？）我们多人，又粗口烂舌，别人很惊。有人走过来说这里不准抽烟，我们就啤住佢，照食，接着他就会很惊慌地走开。

我们也试过晚上去荷花池游泳。有些同学比较好「呢味」，我们就去「捕」佢，见他差不多游回岸边时，我们一班人就向着他撒尿。后来也有人晚上改去中大泳池裸泳。九九年夏，中大学生会有两名干事，开完会后因心烦气闷，亦跳下泳池畅泳。一人不理其女性朋友于岸上喝骂，只着内裤下水；另一人较为腼腆，不脱外衣裤。其后半裸泳者大呼「好正」，全副衣装者则几乎溺水。可见梁文道等人裸泳之高瞻远瞩。

夜晚我们又很作兴到大埔道走，因为那里没什么人，就在路边扮睡觉。听说有人真的拿了被子枕头在大埔道的马路上睡觉，差点被车辗死。大埔道马路旁的山边有些铁梯，我们试过爬上去上面，有巴士驶过时便马上对着它撒尿，看能不能淋上巴士顶，有时风向对了，是可以的。（问：那时冷气巴士不多，坐上层开窗的人大概多得你们不少。）想起来真是很贱。

我是流氓我怕谁

我们有些人，根本就是从中学开始惯了欺负同学的，上来大学后继续虾虾霸霸。我们曾经思考过，中学不是有人在校门口「捕」人令人很害怕的吗，为什么大学就没有这文化呢，应否把它延续呢。试过有次，听说联合伯宿有个人很讨厌——其实我们完全不认识他——我们就去伯宿找他晦气。他可能闻风躲起来了，我们就逐间房拍门，要摷佢。最后还是找不到，就在伯宿的墙报板上钉了张纸：「xxx，小心D呀！系中大见到你，见镬打镬呀！」（问：那即是最后也没有发生真正的暴力？）也试过真的打人，念研究院的时候。那人在小桥流水被我截住，浸佢个头落水，打佢。好暴力。

我在神学楼住的时候，房门口挂了一把刀。也有人在宿舍里打沙包练拳。有次一个师弟，他的咸书借了给人，但对方不还，他就来找我。那些咸书是我借给他的，唔还即系落我面o者！于是我用报纸将牛肉刀卷了，插在腰后，就去应林堂找那人。后来一见，原来是认识的，不过不知名字而已，当下一切没事，大家坐下玩乐。我师弟尾随而至，被我训斥：「借D书俾你都睇唔住，唔好同人讲跟我呀！食屎啦！」

我们又认识过黑社会。那人是我同房（亦读哲学）的一个朋友，常旁听哲学系的课，又认识很多沙田马鞍山的大佬。那时他面对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来问我们这些读哲学的，看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些人生问题。那时廉署说想聘请他，因为他熟悉小区关系；另一方面，马鞍山有个大佬话俾成条村佢睇。到底系去马鞍山睇条村好定系入ICAC好？（问：你们叫他去睇村吧？）那当然。他很打得，很多大佬都是他师弟。试过晚上在荷花池畔，我们会练爆樽，将canteen外的空樽整箱整箱拿去爆。弄伤要去clinic，去多两次之后，clinic中人也全认得我：「又是你！又是碎玻璃黐在伤口上。」（问：为何不能制止你们？）大学没有训导。顶多把我踢出校。我试过明明是左手弄伤了，跑去问刘创楚说他那科考试能不能延后，我骗他自己是左撇子。

学生会克星

我们喜欢玩弄学生会的人。那时要在火车站旁那条走廊贴海报宣传活动，必须盖上学生会印。我们就趁晚上无人，开了学生会的门锁，用他们的资源。例如用学生会的笔，在一些海报上写一些无聊句子，（问：例如？）「万宝路，醇和好烟味」或「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之类，盖上会印就拿去火车站贴。[7]别人会想这是什么呢，为什么常常贴这些东西呢。学生会当然发现不妥，那时谭骏贤（92学生会会长）来问我「做咩呀」，我话「冇呀，做咩呀，问咁多做咩呀！」现在谭骏贤和我挺要好，但当时我想他很不喜欢我们。（问：他们已经知道是你们做的了？）知道啦，还有谁呢，这么无聊。真是很无聊。

94年中大学生报有报导〈二百多同学被作弄，海报恶作剧惹公愤〉：校园中曾见有「性爱心理学讲座」的海报，嘉宾乃顾修全与锺淑慧。二百余同学受到吸引，前往出席，苦候良久，不见半个人影。不知这张海报与梁文道等人有否关系。

后来我们终于想不如玩大佢，就召合志同道合的别系别院同学——那时经济系有些人也很坏，后来最坏的都去了当差，不知何解——93年组庄参选学生会。我们政纲的第一点是：若成功上庄，就全民投票解散学生会，我们已算好了每位同学可以分回多少会费，很笋的，赢梗啦。正经参选的那班人就很惊，想来找我们共商国是。

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小报，我们觉得自己是吟游诗人，也出了一份《吟游诗刊》，当然是晚上潜入学生会用他们的复印机大量复印的。譬如有一个「边塞诗专辑」，是歌颂中大保安组的，说他们「一出四条柱无故人」之类。

鳄鱼泪（又名：小动物之爱）

我当神楼楼主时，还让大家养小动物。例如我在街上捡只猫回来养，后来很多人都养猫。有人养鱼，一位哲学系同学连床也拆掉，整个房间都是鱼缸，他睡地上。据说隔一两个月，清晨三四点他会到花墟卖鱼苗。（问：此人名字？）林仕恒。有人养鸡。鸡在走廊上走来走去。（问：大鸡还是小鸡？）小鸡养成大鸡。后来因为鸡太吵了，便放牠到小桥流水处，据说后来让工友捉回家去，吃了。（问：有没有不开心？）都有啊，于是便再养，说算了在下面

养几只给大家吃吧。有人还曾收养过一只刚出生的小鹰，从巢上掉下来的。念研究院时我自己收养过幼鸽，大家一起在学校里，教牠飞。还真有人大叫「我示范给你看！」然后张开两手扮扑翅。

神怪集团哲学系（或：集体的吊诡）

我们有队band。唱Led Zeppelin，也唱Eagles。崇基不是有校庆、歌唱比赛吗，别人都正经地唱，我们就只有一个人在前面唱优客李林，后面的人就走来走去、踢波、拖地，还戴着金色假发。在Chapel，别人唱混音圣诗，我们就唱国际歌，有成队band，有结他。后面有个大十字架，我们唱到「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就脱下上衣抛向十字架（但不够力丢不上去），露出肥肉，拔出皮鞭（皮带？）大力挥舞。（问：怎样可以及时脱掉上衣？）差不多时间大家就已开始准备。当时连沈宣仁都话「好o野」也有一年全哲学系正正经经唱歌，唱的是绿宝橙汁的广告歌（「绿宝橙汁解渴顺喉／绿宝橙汁清新感受」），全曲不足15秒，大概是有史以来最短的一首参赛歌曲，别人还未听清楚我们已经下台了。

当时我们哲学系学生都有很多奇怪志愿，因为念哲学都不知将来可以做什么。我自己就曾在大埔酒吧认识一位大佬，他力邀我去帮他睇住盘数。听说有一位师兄，他副修法文，有一天突然不读了，留下一封信给教授，说他要到非洲某个讲法文的地区，替当地土著和讲法文的人翻译。但是，他既不懂法文，又不懂当地土著的话……不过，据说过几年他真的去了。又有一位师兄，很想做牛仔（cowboy），毕业之后写了很多求职信到美国的牧场，现在不知怎

样了。我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当年的同学，问佢呢排捞紧乜，他拿了一迭相片出来给我看：「正野呀！」我一看，是那些庙街卖的假金捞、假伯爵表，哗呢D真系罪犯黎既。还有一个数学系的朋友，常来旁听哲学系的课，他现在牛棚附近做保安员。他最喜欢维根斯坦，在网上开了个维根斯坦讨论组。（问：哲学系94年毕业的一位女学生，好像是全港第一位赛马女记者？）我知，那是师姐O仔嘛，好friend架，一年级时她常带我们出去饮酒。她在大学时已赌得很劲。崇基近嘛，也有同学早上去看晨操。有个同学，书架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本的剪贴簿、笔记本，全是他的心得和剪报。后来他住到青衣，在青衣教中学，听说他三年没有离开过青衣岛，每天只去马会和学校。

赌马有很多派别，晨操派、往绩派、血统论、内幕消息派，我们系里什么派别的都有。有些同学喜欢看西报（英文报纸），因为西报科学，讲血统和往绩。但我这种间中玩o下的，就喜欢玩内幕消息，比较有趣。马经里有「舞小姐手记」，声称是一个夜总会的大班写的，内容完全不提赛马，只写「woo今晚保罗少又来了，唉呀买起了翠妹同小河几粒钟了」，那你就知是叫你买翠河，某场某金额。（问：准否？）一时时啦，准起来很离奇。喜欢赌马的人赌到发癫，发梦都会梦到，好像报梦一样。一次有个同学说有仙人向他报梦，某只马头场就要落重锤，独赢。但仙人所说的那只马是不存在的，香港根本没有这只马。但一个月后，那只马真的来了香港，名字一模一样，你话坚唔坚先？买唔买先？梗系老x都买啦！就中。

有同学喜欢晚上坐小巴到旺角雀馆打麻将赚钱。我们个个都想赚钱，有很多外快。有位哲学系师姐的姐夫做家俬厂，便找我们一班师兄弟去做咕喱搬家俬。当时有个师兄在德国读博士，他说有个德国朋友经过香港，想打打工赚钱，叫我地俾条路佢行。我们便带这位也是读哲学的德国朋友去做咕喱。你想象一下，街边一班人赤着上身，露出肥膏，叼着口烟，搬家俬上酒楼，但讲英文。而且那时很开心，因为可以讲粗口；最喜欢发穷恶，例如有阿婶阻着楼梯，就喝道「X你行X开D啦阿婶，撞X死你呀！」搬运非常好赚，做得晚了还有老板请吃宵夜。又有体力劳动，觉得自己很无产阶级。

有个同学，他在canteen只吃菜不吃饭，我们路过，问他何解，他说他很怀疑那些饭的存在。我心想你又不怀疑那些菜的存在？但也没有和他争辩。有个朋友是一名诗人，又很大只。他常常站在新亚山头，望着吐露港，一站7小时。路过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构思一首新作。（问：那为何要练大只？）我们也问过，他说：「我的诗也在我的肌肉里面。」其实滚下新亚斜坡并非我首创，而是听说以前有位师兄做过，觉得好玩，便试试。那时用两条棉被裹着自己，绑好，我宿友在旁支援，见我大叫「喂就黎撞埋去勒！」就冲上来踢过去。没滚几步已经晕得要命，太辛苦了，不会再做。

我们讨厌集体，校庆时大家为自己所属的团体高叫各种口号，什么「应林大哂」、「何宿大哂」，我们总是叫「十三苑大哂」。十三苑是教职员宿舍。

我们重视「传承」，为什么之后会有这么多师弟跟着我们一起做这些事呢，就是因为我们热心参加细O’camp，向他们灌输我们的传统和精神，然后就会带他们出去搞。我自己一年级的大O’camp反而没有去，因为那时我寄住在赤坭坪，认识很多人。后来则是夜晚回赤记，日间去玩O’camp，今天玩崇基，明天玩新亚。别人问：「咦昨天你怎么没来？」我说「系啰！我今日先黎join呀！哎呀，点呀？」去遍四书院O’camp，看看有什么靓女，到处问人拿电话。

每年的大O’Camp，崇基的迎新营搞手都会在火车站出口摆起多个摊位，公然大玩新生。当新生步出火车站，就会有搞手问你是否崇基人，答「是」者将获贴一张贴纸。走过马路旁两则的摊位时，身上有贴纸的新生便会被人带去排队验尿和申请图书证。他们大都怕执输，所以眼见人龙很长，也会照样排队。据亲身经历者称，有一傻仔验尿后从屏风走出来，手上拿着一杯极品，大家都弹开。又有搞手会叫你做一张问卷，问你几多岁？拍了拖未？有没有性伴侣？多少个？一周做多少次？是否时常手淫？另外，有搞手会扮成死飞仔，专门截停较文静的新生，仲话入大学一定要有人照，所以要交360元入会费，迫你跟大佬，驳咀者就交3600元。当然，飞仔收了的钱会在迎新营完结前发还给新生。而大会亦会鼓励新生们，说「大学生要学习独立面对问题」。

那时因为不上课，我们睡到两三点才起来，去CC canteen吃我们的早餐。我们不喜欢坐对着荷花池那边，喜欢坐到山边，好抽烟。那时崇基还有啤酒卖。我们每人手持一枝青岛、生力，与清洁组、渠务组的阿叔们混得极熟，大家一起饮酒刨马经，分析赛果。黄昏时我们会各自修行，我多半是去图书馆。晚上再吃点东西，大家就去吹水、打牌、操啤、睇咸书、在宿舍煲烟（问：怎样可以在宿舍煲烟而不被警告？）。我三年级时回到神学楼住，很受欢迎，被选为楼主。我便宣布，大家可以抽烟。

那时晚上的主要活动是到大埔食宵夜，饮酒。到凌晨三四点左右，便一起从大埔回中大，步行。边走边唱，什么都唱。有时一起将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哼出来，每人扮不同乐器，有时唱张学友。难得六、七点回到学校，便吃过早餐上早堂。教授都会很惊，成个学期都未见过我o地，点解会上早堂呢。

那时我很喜欢看漫画，像《古惑仔》，现在还在追。床底下是一箱箱的漫画书，还会常常拿出来回味。到毕业的时候，看着几万本漫画，拿不走了，唯有送给后人吧，我们万几本的青春啊。

问：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以后都不能过这种生活了」，以致很伤感的感觉？

答：我不知别人怎么样，我自己就不怎么伤感，因为当时在外面已经有很多搞作，觉得一定可以有类似或更好玩的事。

 

放纵也是一种博雅教育——起码在我身上

梁文道

什么是大学？它就是中学和职场之间的过渡时间。在它之前和之后，是两套纪律严明的生活方式。而它则是一种不用早八午四朝九晚六，可以晨昏不分的生活。虽有上课的时间表，但没有铁一般的律条规定学生必须紧跟。对于中学生和大部份在职人士来讲，周六周日令人愉快，对大学生来讲却可有可无，因为他们大可把周一至周五安排得跟周末没有分别。在大学里头，课室外的轻松闲谈或许要比正式的导修讨论来得更有学术上的刺激作用。去图书馆读书固然可以是为了钻研课业，但若只是去闲逛瞎翻或者闭目养神，也没有人管得着你。别人上街看电影要等下班放假，大学生说去就去，只要有钱，就能十二点半直下九点半，把屁股黐在戏院椅子的口香糖上。

在我看来，真正使得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一群年青人能被统称为大学生的，不是远离市区的优美校园，也不是深厚悠远的传统精神，而是这种工作／休闲区隔的彻底模糊，是社会生活里时间结构的瓦解与颠覆。这种大学生活的时间特性是大学对「学术自主」最真实的体验，也是一切「学生王子」等浪漫校园生活传统的物质基础。

如今很多人念兹在兹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常被认为是一种传统人文教育，其内容必定包括人文学科的经典和自然科学入门。这种思路着眼的是教育上「必须」的面向，强调每一个大学若要够格做大学生，「必须」得到某些知识，「必须」经过某种训练。但早在现代的LiberalArts Education之前，古希腊晚期和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有Liberal Education的观念。这种「原型博雅教育」在斯多葛派的影响下，注意的不是学生「必须」获取什么，而是怎样「解放」学生。这里所谓的「解放」，指的是把学生从凡俗的定见之中解放出来，从一时一地的习尚之中解放出来，从束缚着自己的常识之中解放出来。这种教育不会像考驾驶执照般核定学生有没有某种资格，它更关心学生们的生活是不是「经过检验的生活」。用今天的话来讲，原型博雅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更有批判和反省的能力。

我无力考究大学生活特殊的时间结构是否就是为了配合「原型博雅教育」，但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的确让我经历了未曾经历过的自由。我不想贬低中文大学给我的正式训练，但我的确能在它开放给我的自由时空里得到更多更充实的教育。有些教科书的内容我都忘光了，但我还得图书馆里某些过期冷门的刊物文章说些什么。部份教授的课我只上过开学那一节，但到老师房里抽烟聊天是我不会忘记的每周美点。至于为人处事，和同学们在夜间的校园里散步，到大埔宵夜喝酒，绝对比我参加过的任何社团活动更有教益。大学那四年，不只是扩阔我知识视野的轴心年代，也是我电影、戏剧、舞蹈、展览看得最多的四年。大学不只提供了必修的课程计划和形形色色的正式活动（例如宿舍晚宴糖水会），还给出了不遵从这些计划甚至反抗它的空间。回想起来，那时我刻意缺课走堂，藐视集体活动，是很幼稚很肤浅。但为了证明那种虚矫的姿态也有它合理的成份，我的确学到了一点批判的能力，就从批判自己身处其中的大学制度和似乎理所当然的大学生身份开始。这就是我受到的博雅教育；也是我最感激中文大学的地方。它不像某些大学那样像中学。但愿我不算太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当然，今天我也明白那些逢课必到，死命苦读以求成绩更好的同学，并不值得我当时那么鄙视。我走过的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该去走都能重复的。因为对大部分人而言，用功念书做个好学生是必然的。大学到底是一个促进阶级向上流动的地方，很多人读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自然、合理，甚至神圣。像我这般风流地大谈自由和批判，无非是种运气。正如布尔狄厄（Pierre Bourdieu）所说，在大学里不大计较成绩，喜好艺术文化等校外活动，以研究没有实用价值的学问为乐的，往往是中产阶级小康之家的成员。在香港这未必全对，但在我身上它却是真理。我的出身，我在大学里的生活方式，应该让我更清楚自己欠这个社会什么。而这种反省的起点就是我离开大学校门的那一刻，毕竟博雅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一个自省能力的人。不是吗？

陈平原讲座的题目是《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

这是中文系主页上的报道：

4 月17日晚上8点，我校中文系77级系友、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二十 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当代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应邀在我系中文堂作了一次精彩的学术讲演。我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 主任林岗教授主持了这场讲演，系主任欧阳光教授、丘国新书记、吴承学教授等莅临现场。陈平原教授演讲的题目为《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 革》，演讲先由鲁迅的《无声的中国》说开去，认为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的“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关系密切。不应只重视“文字的中国”，而忽略 “声音的中国”，应该关注那些转瞬即逝的“声音”。演讲分为五个部分：一、“演说”之于“开发民智”；二，“演说”的诸面相；三、“演说”与学堂之关系； 四、“学艺”还是“事业”？五，文章体式的革新；六、以“演说”为“著述”。陈平原教授博学睿智的才思加上深入浅出的演说技巧令短短一个小时的演讲妙趣横 生、令人回味。

对于“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的研究是陈平原教授近年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由他主编的 “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已由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选择了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陶行知、朱自清、闻一多等八位作为考察对象，具体研究探讨“演说”如何影响其思维、行动 与表达，关注其“怎样说”——包括演说的姿态、现场的氛围、听众的反应、传播的途径， 还有日后的“无尽遐思”等，总之，兼及“演说”的“内容”与“形 式”。

演讲结束后，陈平原教授回答了听众的问题，对博士论文写作、央视“百家讲坛”、大学生辩论会、潮汕文化等问题发表了精辟而独到的看 法，赢来了阵阵热烈 的掌声。会后欧阳光教授为陈平原教授颁发了“名师讲坛”荣誉证书。这是陈平原教授第二次在中文系“名师讲坛”设坛演说，他曾于2004年11月11日在 “名师讲坛”作过《文学教育与文学史》的精彩讲演。巧的是，陈平原教授此次演讲的主题与“演讲”有关，莫非他也象五四先贤一样，钟情于“演说”，从而展现 一个人文学者的“人间情怀”？

　　　　　　　　　　　　　　　　　　　　　　　　　　　　　　　　　　　　　　　　　　　　（文：古大勇）

本博讯 4月17日晚8点，中山大学中文系邀请长江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到中文堂207作“讲演在现代白话文运动中的作用”（本记者不合格，没有看清确 切的题目）。人文学院党委书记丘国新老师、中文系主任欧阳光老师、长江学者吴承学老师在前排就座。讲座由林岗老师主持。散落于芸芸听众中的还有冰茹老师和 罗燕老师。

花絮

周一去系里招生，在 楼下看到有星期二晚上陈平原讲座的海报。昨晚加班后急忙赶去，讲座已经开始半个小时，和其他几个没座位的人站在门口听，看到前面有两个背影酷似coni和 andrew的人，心想不会这么巧吧？后来努力变换几个体位之后终于确认那不是我们的同学，相貌雷同，纯属巧合。

陈平原讲了在白话文运动过程中演讲（作为一种文体）在其中的作用。口才一如既往的好，乡音一如既往的浓。发韵母为iao的音，跟我一摸一样，为了表示谦虚，应该说我跟他一摸一样。

提 问环节，有一位先生搬出德里达，讲了一大通，问陈平原是不是受其启发而有这个论题，陈轻描淡写说德里达在这里讲不清楚，轻轻就带过了。有另一位先生千回百 转之后问陈平原对“百家讲坛”有什么看法。陈的回答相当精彩，甚合我意。他说，学术通俗化这是学术本身和社会大众的需要，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大力表彰。 问题是现在受众的水平就是这个样子。多年前，朱自清写《经典常谈》，本意也是写给中学生看的，但这个通俗的小书现在本身也成为经典，当时的中学生就有这样 的水平。电视必须考虑最大的受众群体，“百家讲坛”本意就是给初二水平的学生看的，超过这个水平的人可以不看，但不要在那唧唧歪歪。要怪就怪现在的学者没 法写出分层次的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他举了外国几个正面的例子，很遗憾我没读过也没记住。最后他开玩笑说，以出版正规的学术著作闻名的中华书局借助 出版于丹的书，多年来终于第一次打了个翻身战。

最后有一个SB说香港有一个节目，邀请各界的潮汕名人一起讨论如何重塑潮汕人的形象，陈平 原当时也参加了，但没说什么话，这位SB说陈平原没有负起重塑潮汕人形象的责任。现场很多人苦笑不得，陈说他的确没能力去承担起这个责任，并说，如果有可 能这个任务以后就由这位SB来承担吧。

如果不是SS说起有个叫乌丙安的人在小礼堂作讲座，大概说的中国民俗保护方面的问题，问我要不要去听，我还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民俗学家，他的老师钟敬文我倒是知道的。

于是牺牲看天下足球的时间，陪SS去听，一听，还真有点意思。这是一个近80岁的老头，不过中气充沛，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口才也很好。早年由于研究的是民俗（那时我党认为里面有封建迷信的成分在），加之她妻子是苏联人，在中国和苏联交恶的那段时间，他被扔到农村去，在那里他亲身体验了很多在城市里在大学里都没法经历的事情，因祸得福，这对于他后来进一步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说，现在有很多人要给他树碑立传，采访他的时候问他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是不是因为胸怀伟大的祖国母亲才能撑下去，他觉得很荒唐，事实上支撑他生命信念的是他美丽可爱的苏联妻子。这个苏联妻子因为痛恨斯大林在国内滥杀无辜，跑到中国来，并嫁给了乌丙安，当乌丙安被下放农村的时候，美丽的信奉东正教的苏联妻子对他说：主啊！你为了我成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此，SS同学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挑几段印象深刻的说说。

乌丙安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代，保持了蒙古人彪悍的性格和体魄，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斤各种各样的奶，除了被流放的时候。他说，在喝不到奶的那段时间，看到一匹母羊，恨不得自己跑上去亲自动手挤奶喝。

说到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说去年第一批申报的非物质遗产中，大部分庙会（涉及到烧香的）性质都没有通过，他对此大惑不解，认为对历史的缅怀对先祖的追忆有什么错呢？

还有三峡库区，他似乎对此也痛心疾首，举了个例子，屈原的故乡秭归永远消失了，那里人们到端午节的时候举行的招魂仪式永远消失了。他说我们现在做得很多名为保护遗产的措施，事实上是加速了遗产的灭亡，比如各地旅游局杀鸡取卵是的开采掠夺。

然后说到各种专家（或者说知识分子），这点对我的触动很大。现在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两种心态，一种是急于求成，激烈激进，跟政府对着干；一种是根本不鸟政府，关起门来自成一统。他说着两种心态都不对，合适的方法是，妥协，通过跟政府官员的沟通，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他们感化他们。这让我想起老魏对阿傻等一班政府要员的深深期许，他希望这帮有思想有抱负的人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中国的政治风气。关于这一点我还想到google的博客和基维百科，事实上之前它们都是可以顺利访问的，或者说通过一定手段可以辗转访问，就是有一班傻逼老是在上面发布或寻找不合时宜的消息，弄到我等良民想正常使用而不得。

乌丙安主张过年应该放鞭炮，他说有人认为放鞭炮污染环境还容易伤害到人这简直是扯淡，比起汽车来，鞭炮的危害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现在还不是铺天盖地宣传汽车消费？现在媒体老是说过年的味道淡了，这也纯属XJBLG，为什么不能把“过年火车票一票难求”的标题改为“大家都回家过年去了”呢？这样味道立刻变了。他主张到春运的时候，全国各地的车站码头机场通通张灯结彩，营造过年的氛围，火车票全部一律半价出售，更不用说提价了。

当说到火车票半价出售的时候，全场响起了对我来说是久违了的自发的掌声。从走出学校以来，会也开了不少，报告也听了很多，可惜这种来自听众的自发的掌声印象里的确是屈指可数。我想了一下，是不是学生还是比较容易激动的，另一方面，面对学生，讲话的人也敢讲出在其他场合不敢说出的内容。

真善美都是好的价值。但有时真（科学）还是需要加上善（道德）的。为什么会这样说的，因为关于火车票，记得前段时间吴敬琏针对刚刚过去的一年火车票不提价的做法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应该根据经济学的原理，提高价格才对，引来一片骂声。还有那个提出为富人盖房子的理论的任志强，后来我仔细看了他的一些论说，觉得有些也挺有道理。但听起来还是很刺耳。是泛道德主义在作怪吗？是因为我自己也买不起房？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呢？或者应该像刘小枫所说的尼采的微言大义，有些话是不能对大众说出来的。

三月的锵锵三人行有两期的嘉宾是沈昌文和查建英，谈的是王朔和于丹。谈的人和被谈的人都是我喜欢的人。谈话通透明朗，基本和我的意见一致。

出乎意料的是，沈昌文和查建英对于丹的评价 都很高，甚至高于我对于丹的评价，听得出来也不是调侃的语气，赞赏之情溢于言表。我就想，老沈和小查是什么品位的人，连他们都对于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所 谓十博士那番不靠普的宣言是多么的可笑。我后知后觉，刚刚又看到之前也有什么十博士联合起来说要把圣诞节赶出中国。虽然我也不怎么鸟圣诞节，但对这样的言 行还是觉得很荒唐。

什么博士，而且十个？

都是“穿红肚兜戴西式博士帽的义和团”。

几年以前，金庸来到某山大学演讲，某文系某位研究民间文学的老师主持演讲大会的时候说：“重要的不是金庸说了什么，重要的是金庸在说。”这句话后来在学校的BBS上引来口水一堆。
2月份的“锵锵三人行”请来王朔连续录了三四集节目。发现这个节目近期喜欢找个人，让他往死里说，他们再往死里，往死里播。比如之前请来黄建翔和张靓影，也是连续几集。之后还有成方圆和马未都，这两人有连续两集，谈的正是王朔。这是王朔接受《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的采访后引起的蝴蝶效应。

关于王朔，之前是从他自己或者别人的文字上了解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王朔在说话。几年以前，康保成老师在他的“魏晋文学史”的课上说（大意）：有些文学作品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但是它的形式在那里，也可以成为经典，所谓内容决定形式，有时是在扯淡。一位教古代文学的老师，能说出这样的话，让我顿时对其崇上加拜。现代主义的艺术不正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没记错的话，俄国还有一个叫做形式主义的学派。

看完王朔吹水之后，这个感觉更加强烈。其实他说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的还很不靠普，但他就是能引起轰动，就像那位老师评价金庸一样，重要的不是王朔说了什么，重要的是王朔在说。

更多年以前，一些人规定以更更多年以前满洲人说的话（更准确的说是以这种话为基础的一种北方方言）为全国人民的通用语言。从此决定了多年以后，我这个说着一种更古老的语言的南方人，在说话上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当听到能滔滔不绝，满口“儿”音的人，总是肃然起敬。比如王朔，窦文涛口才算好的了，但在王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让王朔不停地说上一天，我感觉他完全能应付自如。看电视和视频的时候，开始是王朔在说话，我以为是音响效果不好，因为很多都听不清楚，后来轮到窦文涛或者梁文道说的时候，一切正常，才知道是这厮说得实在太快了。难怪窦文涛问他：这话说起劲了，整个人是不是会high起来？

就像很多人都提到的一样，别看王开口那么牛逼烘烘，其实骨子里他有女性的因子在。比如他说话的时候，两只手抬到胸前，两个手腕自然垂下来，波浪型地温柔地上下摆动，感觉还真是有点骚。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据说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前几期的《三联生活周刊》做了这本书出版50周年的纪念特刊。其实，那一代不仅没有垮掉，后来 还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这似乎有点像中国“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他们说他们被社会耽搁了，但现在牢牢掌握社会资源的正是他们。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政治不正 确？

《在路上》没有读过，“在路上”这个短语却喜欢，它意味着你在探索追寻，它意味着并未结束，它意味着未知的无限的可能……

P同学说：我不在新闻现场，就在去新闻现场的路上；L同学说：我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像俺这种小职员只能说：我不在上班，就在去上班的路上。

常在路上走，就会碰到事。

一个两三岁的小孩用广州话问他爸爸：“爸爸，‘突然之间’系咩意思？”我故意放慢脚步在他们后面跟了半分钟，在这半分钟里，这位做爸爸的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我也在想：如何向一个两岁的小孩解释“突然之间”的意思呢？

地铁上，几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在讨论一篇大概是“我的母亲”之类的作文。从他们的谈话中得到信息如下：老师教他们作文要开门见山，结尾要点题；其中有个人结尾是“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其中另一个人按年份记录他母亲一生中的重要事件，结尾说“这就是我的母亲”。这么多年过去了，作文还是这么教这么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