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步云老师谈《论语》
June 21, 2007转自谭步云博客
一、为什么要读《论语》？《论语》是部什么著作？
任何一个民族，总得有一个异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构成这个文化特质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来已久的思想体系。而儒学思想正是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华夏民族宗教般的信仰，作为经典之一的《论语》，如同《可兰经》之于伊斯兰教，《圣经》之于基督教，是凡认字者的必读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为止。
程颐的话应有一定的代表性：“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朱熹《〈论语〉集注·序说》页二引）如果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问为什么要读《论语》，恐怕为天下人所笑；但今天问这么个问题，恐怕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正常得很。是啊，两千多年前的东西，读它干吗？这个问题，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那些先锋们早就问过了，而且已经得出结论了。
结论就是：不必读。于是就有了砸烂孔家店的举动，于是就有了废除经典之举，终致彻底抛弃了文言。不过，当时完全废经典，黜儒学并不现实。因为还有一大帮前朝的读书人在，这些人甚至在学校里任教，同时不可能像秦始皇那样把经籍都烧掉。直到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山西的阎锡山，湖南的何健，广东的陈济棠都在本省提倡复古读经（《许崇清文集》13页，广东高教，1994）。
许先生自己也说：“僕平生读书颇爱《大学》，以为孔氏遗书此为最精。其所以首揭治国平天下之道者，孔氏之理想盖存乎此也。孔子述而不作，则孔子之理想本乎古代汉族之国民生活、国民精神也，无疑矣。”（《许崇清文集》33页，广东高教，1994） 可见新文化运动并未对研读经典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真正废弃经典的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那现在为什么又兴起经典热呢？这里可以通过管子的一句话去理解：“衣食足，知荣辱。”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因为人会思想。孔子说：“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6）目下经济发展很快，人们在温饱之余，目睹社会反倒存在种种怪现象（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求取心灵的平静，便反求于经典，无非希望从中寻找心灵的避风港。尤其是，当失去信仰或信仰发生危机的时候，这种渴求便越发迫切。
另一个可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若干年前，中国是个封闭的社会，人们热中于从域外寻找精神食粮。当读过了黑格尔，读过了弗洛伊德，读过了萨特……才发现那里并没有妙方良药。尤其是当西人反过来阅读中国的典籍时，才知道老祖宗的东西也是可以一读的。可以说，读《论语》及其他的古籍，是人们的自发需求。目下各类经典热销便可见端的。
当然，求取心灵上的愉悦和满足，汲取精神养分，你可以去读佛经，可以去读《圣经》，可以去读《可兰经》，可以去读《庄子》，可以去读《墨子》……为什么偏偏选择《论语》？前三种是异域经典，在文化背景上与国人毕竟有些距离；后两种虽是国粹，但不是主流（虽然范文澜先生说内用黄老），而《庄子》在唐开元以后蜕变为道教要典：《南华真经》，倘若要读，则不免信教。
因此，选择《论语》等儒家典籍为读本，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么，《论语》到底是部什么样的著作，值得国人如此推崇呢？人们尤其喜欢说一句“半部《论语》治天下”（北宋赵普语。“趙普字則平，宋太祖開國功臣也……每決大事，啟閣觀書，乃《論語》也。時稱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氏族大全》卷十五頁二十二），果真如此吗？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一般认为，由于书中称“有子（有若，字有）”、“閔子（閔損，字子騫）”、“冉子（冉求，字子有）”和“曾子（曾參，字子輿）”，而且书中某些章节重复出现（例如〈学而〉18“过则勿憚改”，也见于〈子罕〉25//又如〈八佾〉15“入太庙，每事问” 也见于〈乡党〉21），因此《论语》一书成于多人之手应是定论。“漢世通（儒）謂《論語》、《孝經》為傳，《書序》言及《論語》、《孝經》。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論語谶》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鄭康成曰：‘仲弓、游、夏等撰定。’正義曰：‘以口相傳授，故經焚書而獨存。”（《玉海》卷四十一页十五）最后编定可能是曾参的门人（杨伯峻先生引柳宗元说）。所谓“论语”就是“语言的论纂”。换言之，《论语》其实就是孔子及其门人的谈话、活动记录。
因此，《论语》原来并不是什么经典。汉初确定的经典为六部：《诗》、《书》、《礼》、《乐》、《易》、《春秋》，《乐》佚，是为五经（五经无双许叔重）。到了汉熹平年间才作为“经”[蔡邕书《熹平（一体）石经》有《论语》，参王国维《观堂集林·魏石经考一》（955页，中华，1959）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石经》（中华，1977）。许慎撰《说文》，也有引《论语》处，可作为旁证。有人认为到唐才确定其“经”的地位，是错误的]。
成为经典，当然有其合理的因素。用程颐的话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朱熹《〈论语〉集注·序说》页二引）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學而〉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凊，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事虽小，勿擅为，茍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茍私藏，亲心伤，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 祭尽诚， 事死者， 如事生（李毓秀《弟子规》节选）
二、《论语》源流略说
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焚书，恐怕今天关于《论语》的源流没有多少话说。
经秦火，《论语》于是产生了各种的版本。
汉朝初年，当政者并不重视古籍的整理和保存。到了文帝时才开始重视先朝的古籍。但古籍久佚，只好找熟诵古书的学者凭记忆写定古籍。例如《尚书》，就是派晁错到伏生家里受教，由晁错写定，收入皇家书库（参马雍《〈尚书〉史话》，中华，1982）。这些经典是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是为“今文经”。
据何晏引刘向说：当时有廿篇本《鲁论语》，“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有廿二篇本《齐论语》（多了〈问王〉、〈知道〉两篇），“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王吉皆以教授。”后来，“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论语集解叙》）今天我们看到的《论语》，基本上就是《张侯论》。
由于官方的重视，后来陆续发现了一些用古文字写定的古籍，其中便包括《论语》。是为“古文经”。宋代郭忠恕编的《汗简》收有《古论语》的个别字体，证明直到宋代，《古论语》尚存残本。前些年在湖北郭店出土了一些楚简，其中也有《论语》的内容（例如〈子罕〉4“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述而〉6“志于道，據於德，依于仁，遊於藝”）。可见在先秦时代，《论语》就流行开了。
武帝末年，“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室，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漢書·藝文志》）是为《古文论语》。《古文论语》把〈尧曰〉中的〈子张问〉独立成篇，以致有两篇《子张》，共二十一篇。近人认为这些书都是战国写本，至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八世孙孔鲋（或谓鲋弟腾）藏入壁中的。“《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論語集解叙》）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論語集解叙》）
“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論語集解叙》）
现在较流行的本子，一是阮元集其成的《十三经注疏》。底本采何晏等人集解、宋邢昞疏的《论语注疏》，然后广引《汉石经》（洪适kuò《隶释》所引）、《唐石经》（开成时石刻本）、《宋石经》（宋绍兴时刻本）、皇侃《义疏》（日本宽延庚午根伯修逊志校正付刻）、《高丽本》（据海宁陈鳢《论语古训》所引）、《十行本》（宋刻，元明递有增补）、《闽本》（明嘉靖间闽中御史李元阳校刊）、《北监本》（明神朝间北国子监所刊）、《毛本》（名崇祯间汲古阁毛子晋校刊）进行校订。二是朱熹的《〈论语〉集注》。当然也有别的一些本子。例如杨伯峻先生推荐的刘宝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释》和杨树达《论语疏证》。
三、读《论语》应具备怎样的素养？
《论语》一书，尤其是元典的《论语》，虽然凡23596言，却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读的。虽然现在有很多注本、译本，但也不适合没有文字基础的人阅读。古人读书，首先是认字，然后才能进一步阅读典籍。所以以前的小孩子先要读《千字文》、《幼学琼林》、《三字经》等，进而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易》、《礼》、《春秋》）。
我认为，要读《论语》，得具备两个素养：一是得有小学基础，即文字根底得过关。文字根底，即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得有一定的基础。二是得广泛涉猎《论语》诸版本以及《论语》以外的相关文献。
（一）小学基础，首先举些文字方面的例子。
（1）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爲政〉3）
（2）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學而〉2）比較：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6）
（3）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 （〈學而〉11）比较：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罕〉5 ）
（4）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7）比較：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述而〉3）
（5）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先进〉26）
（二）其次是训诂方面的例子。
（1）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1）比較：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學而〉16）/“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里仁〉14）/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憲問〉30）
（2）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9）
（3）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爲政〉6）楊先生翻譯成：“做爹娘的只是爲孝子的疾病發愁。”比較：“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莊子·達生》）/“語曰：‘唇亡齒寒。’其斯之謂與？”（《榖梁傳·僖二》）
（4）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爲政〉7）
（5）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里仁〉16）
（三）最后是音韵方面的例子。
（1）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八佾〉10）[祼]
（2）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八佾〉14）
（3）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里仁〉10）杨先生译：“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便怎样干。”//讁，謨
（4）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具=鶪）而作。（〈鄉黨〉27）杨先生翻译：[孔子在山谷行走，看见几只野鸡。]孔子的脸色一动，野鸡便飞向天空，盘旋一阵，又都停在一处。孔子道：“这些山梁上雌雉，得其时呀！得其时呀！”子路向它们拱拱手，它们又振一振翅膀飞去了。“色斯”即“竦斯”（见《山海经·北山经》）、“憟斯”（见《楚辞》）或“粟斯”，似雌雉之鸟（胡文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13-23页，中大，2000）。
（5）文，莫吾猶人也。（〈述而〉33）定州简作：“文幕，吾犹人也。”杨伯峻先生译：“书本上的学问，大约我和别人差不多。”杨慎《丹鉛總錄》引晋乐肇《論語駁》：“燕、齐谓‘勉强’为‘文莫’。”《說文》：“忞，强也。”“慔，勉也。”
（四）为什么得广泛涉猎《论语》诸版本以及《论语》以外的相关文献呢？有两个原因：
一是传世的《论语》已不是当年孔门弟子编定的《论语》了。所以得拿“文物”的《论语》作为参照。这是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迄今我们能见到的“文物”的《论语》有两种。第一种是定州出土的竹简本《论语》（《定州汉墓竹简〈论语〉 》文物，1997）。第二种是在西域（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隋唐抄本（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正》，江苏古籍，1998）。
这里且举三个例子以说明出土文献的重要性：
1、孔子的弟子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传世本《论语》以及涉及到子貢的典籍都如是作。只有定州出的汉简本写成“子贛”。作“子贛”是对的。《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
2、〈述而〉1：“竊比于我老彭。”杨伯峻先生译：“我私自和我那老彭相比。”定州简作：“竊比我于老彭。”
3、〈憲問〉3：“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敦煌本作：“危行言遜。”
二是《论语》本身的内容就是多方面的。例如《论语》里所提到的孔子的弟子以及其他一些人物，你得了解吧。因此你得去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读《孔子家语·弟子解》，读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等。再如《论语》里提到“礼”，提到孔子在“礼”的方面“吾从周”，那你得去读三《礼》，甚至得去读甲骨文、铜器铭文（退而求其次，得去读这方面的专家的研究著作）。又如《论语》里引用了很多前代的典籍， 像《书》、《诗》之类，那你得去浏览浏览吧。最后如《论语》里有很多名物，由于去古已远，不查阅相关的文献，简直就不知所云。譬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八佾〉24）又如“六艺”：（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
不具备以上的素养，就别去读《论语》。
四、《论语》该怎样读
具备了上述的素养，现在可以讨论“怎样读”的问题了。
（一）应确立良好的阅读态度。
1、孔子说：“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18）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20）这部优秀的典籍，虽不是字字珠玑，但绝大多数文字堪称金玉良言。如果不能好之如好色者也，如果不能乐之者也，就请把《论语》放下。
2、“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爲政〉17），“多聞闕疑，慎言其餘”（〈爲政〉18），“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子路〉13）。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请把《论语》放下。
（1）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爲政〉8）
（2）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7）
（二）取其精华，舍其糟粕。
如果认为《论语》可以全盘接受，或者读过以后嗤之以鼻，那也不必拿起《论语》。
（1）沽酒市脯不食。（〈鄉黨〉8）
（2）食不言，寢不語。（〈鄉黨〉10）
（3）寢不尸，居不客。（〈鄉黨〉24）
（4）升車，必立正，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鄉黨〉26）
（5）原壌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憲問〉43）
（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实话说，《论语》里所提倡的某些为人处世之道，对于现代人来说，真的是颇高的要求。要求读者学以致用，无疑要求读者树立一个人生的目标：读了《论语》而付诸行动，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7）程颐说：“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朱熹《〈论语〉集注·序说》页二引）言下之意就是要求学以致用。
如果你不能学以致用，那也不要拿起《论语》。当然，能用多少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夫子也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憲問〉38）。我们不妨举些例子看看什么是我们可以“致用”的：
1、关于修身的（数量最大）：
（1）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6）
（2）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14）
（3）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爲政〉13）
（4）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述而〉16）
2、关于齐家的（很少）：
（1）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仁〉1）
（2）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18）
（3）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14）
（4）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16）
（5）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鄉黨〉17）
3、关于治国的（主要集中在第十二篇〈颜渊〉）：
（1）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公冶長〉6）
（2）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述而〉11）
（3）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泰伯〉14）
（4）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顔淵〉7）
